“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

王一涛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无锡太湖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农村教育、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民办高校的内部治理与国家监管——基于举办者的视角》等专著3部。

张謇创办的工厂内的织布机 资料图片

5月14日，江苏省南通市的张謇专题展览上，观众在参观。徐培钦摄/光明图片

演讲人：王一涛 演讲地点：苏州大学东吴智库 演讲时间：2021年5月

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生于1853年，江苏通州（即今江苏南通）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被清廷官员孙云锦邀为幕僚，此后相继在浦口、登州、金州等地参与政治活动。清光绪十年（1884年）回乡应试，并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大魁天下”。次年开始在南通筹办纱厂，由此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在1926年病逝于南通之前，张謇兴办大生纱厂，践行实业救国；建立我国第一所民办气象台，大力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曾就任中央教育会长，推动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以近代人物而论，张謇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对南通的近代化作出积极贡献，是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诚如张謇自己所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张謇“言商仍向儒”，他凭借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心系时局的社会责任感，一生探索实业救国之路。尤其是张謇创办实业、回馈社会并延伸到近代教育领域的尝试，很值得研究，这也构成了我们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

“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五岁就被送入私塾读书，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踏上科举之路。历经二十多年沉浮，最终得中了状元，不过随后因其父病故，于1894年开始在家守孝三年。这一时期也正是清末时局风云突变之际，维新变法之呐喊对他也有触动，同时张謇也在思考，力图寻找强国之路。这期间，张謇和时任南洋大臣张之洞走得很近，两人都将眼光投向了西方的实业和发达的科学技术。

在康梁变法逐渐走向政治舞台中央之时，张謇开始了自己的实业救国实践，他把家乡江苏通州作为兴办实业的基地，埋头实干。基于自己对西方的观察，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即以棉纺织和钢铁工业为起点，再逐步发展其他各个工业部门，最终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主张。之所以把家乡作为筹办实业的基地，张謇有自己的考虑，南通滨海临江，交通便利，气候适宜种植棉花，当地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此外，南通百姓有种桑养蚕缫丝的传统技艺，基于这些条件，张謇决定在南通开办纺织厂。

于是，张謇在家乡大力宣传办厂计划，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但是建厂充满波折。张謇又求助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湖总督张之洞，最终获得一批闲置的纺织机器来支援建厂。不过张之洞要求以这批机器为本钱，占有纱厂的股份，这导致了最初参股者的不满，这些参股者认为一堆破烂机器就要占股，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张謇为此多次奔走于南京、湖北、南通、上海各处，白天谈论写信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思索解决办法。最终使各位股东达成共识，初始资本问题得以解决。

最终，张謇根据《易经》之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指天地间最大的美德就在于孕育生命）而命名的“大生纱厂”正式开工。当时在常熟的翁同龢听到此消息，欣喜万分，题联以表祝贺：“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深知筹办实业之难，他在向张謇祝贺时特意询问成功之由，张謇答道：“无他，时时存必成之心，时时做可败之计。”

大生纱厂走入正轨之后，棉纱销路通畅，纱厂获得丰厚利润，张謇因而得以利用余利次第兴建二厂、三厂。张謇的实业救国之路初见成效。随后，张謇的业务向上下游拓展：为解决原料问题，创办垦牧公司；为方便原料和产品的运输创办轮船公司；为解决资金周转，创办银行；为利用棉油及棉渣，创办油厂和肥皂厂；为解决纱厂机器维修创办资生铁厂和资生冶厂，从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张謇的努力下，南通从一座闭塞落后的小城向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型城市过渡，在当时享有全国“模范”的美誉。

之所以我们的讲座要用一定篇幅来介绍张謇的实业救国之路，就是因为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大生纱厂是张謇实业救国的起点，同时也是他一生事业发展的基石，尤其是对其后张謇的近代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唯事贵有恒，非一蹴可就”

随着开办实业走上正轨，张謇开始把更多注意力转到民生领域。苏北沿海由于长江与古黄河泥沙大量冲积，海滩面积不断扩大。随着海岸线的一天天推移，农垦事业的自然条件越来越好。面对黄海“一片荒滩，弥亘极望，仰惟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张謇开始了农垦实业，他广写招帖，招用当地劳动力，他尤其照顾生活贫困者，解决了不少百姓的生计问题。

此外，张謇还直接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帮扶百姓。

张謇出身农家，深知农民疾苦，每逢青黄不接之际，不法商人趁机囤货居奇、哄抬粮价、从中盘剥。为了稳定粮食供应，张謇四处募集资金，筹建社仓，拟定社仓章程，此社仓被贫民称为“救命仓”，借得之粮称为“救命粮”。张謇还在南通兴建育婴堂和养老院，其建院规模、招收人数、管理办法等都有明确规定。

而在赞助社会公益的庞杂事务中，张謇始终没有停歇近代化的前进脚步。在近代天文事业处于萌芽阶段时，张謇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营气象台。在选址时，他坚持把气象台建在军山顶上，他认为这能让南通百姓一抬头便能看得到，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人们重视天气预报的观念，从而更好地利用。张謇还推动了南通地区的公园建设。张謇认为，“公园者，人情之圃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1917年，他在濠河的西南主持和营建了东、南、西、北、中五个公园。公园与公园之间用堤或桥相连，园内布置山、水、花木与亭榭，适合百姓消遣娱乐。当时南通的儿童没有专业的运动场所，社会各界纷纷倡议开设运动场。张謇先后修建了第一和第二公共体育场。体育场定期举办运动会，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张謇不仅热情支持，而且积极资助优秀的运动员们参与国内外的各种比赛。

考察张謇的公益事业，其行事有一个特点，即：由小到大，由简而繁，由少到多，由陋而善。诚如他所说：“唯事贵有恒，非一蹴可就。得寸积尺，得尺积丈。”这样的扎实行事风格，为张謇的近代教育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教育为实业之母”

在大生纱厂创办之后，致力于完善生产体系的张謇，就已经意识到实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有限，影响纱厂的持续发展。张謇由此开始将目光投向教育。科举出身的张謇深知晚清教育之弊，积极兴办近代教育，“苟欲兴工，必先兴学。”而且不仅工业如此，在张謇眼中，“农工商皆资学问”。他甚至提出“教育为实业之母”“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等卓见，主张“实业所至，即教育之所至”。

虽然目光已经锁定在了教育对实业的基础作用，但是张謇的教育实践开端却是从最基础的师范教育开始的，这实际上也契合了张謇在社会民生方面的行动原则，夯实根基，方成大厦。按照他所说，“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向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南通地方官员陈说自己开办师范学校的想法，不少官员反对，刘坤一也犹疑不定。不过张謇坚持己见：“家可毁，不可败师范。”

张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开“办学堂”的新局面：他将办纱厂历年积蓄的薪金拿出来创办师范学校，亲自参与讨论办学章程、召集生徒、教习考核、生活管理等事项；学堂建成之后，张謇又公示学校各项章程规则，安排课程，网罗人才，广求名师，招收品行皆良的学生，邀请当时的国学名师王国维前来教授国学和教育学等课程。经过诸多努力，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建立起来了。通州师范学校开办成功，让张謇的教育实践从此有了最重要的支点。紧接着，他又办起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甲种师范讲习所、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盲哑师范传习所、东台母里师范学校等。

在通过师范教育奠基近代教育事业后，张謇对近代职业教育开始了自己的独特探索。他先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农学，开始招生办学；接着兴办了第一所棉纺织高等学校，设纺织染传习所；后来又兴办宣讲传习所、巡警教练所、监狱学传习所等20余所职业学校。另外，张謇还创办了盲哑学校、伶工学社、中国公学、复旦学院、水产专门学校、南京高等师范、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等学校。他创办或参与筹建的多所高校，成为后来的南通大学等一系列高校相关院系的前身。此外，他不仅自己积极办学，还鼓励有能力的有识之士出钱或出力支持教育。根据统计，由师范学校发轫，张謇一生共创建学校370余所，为南通地区乃至整个江苏重视教育、崇尚教育的浓厚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建成之后，张謇没有随之放手不顾，他把自己的近代教育理念用在了学校的教学实践中。

他非常关注教育管理。最初，张謇以“求忠实，力精进”作为办学宗旨，要求师生员工忠于科学，忠于实际，以诚相待，不奸不诈；精益求精，不避艰险，勇于实践，积极进取。张謇对于校风学风的建设也认识颇深，每所专门学校都有明确的校训。

而对于学生，张謇认为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全面发展，办学应该抓好学生“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个方面的教育。在学习方法上，张謇要求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十分重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对学生的实习时间也做出了周密的规定。

对于学习内容，张謇主张要通过国文教育，使广大学生确立“忠则不二、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的行为准则，在社会生活和人生进程中能够“谨行为、尽人道”。